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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东营这片美丽的热土上，自古以来就人才辈出，这些杰出的人物如灿烂的群星，在历史的夜空中闪烁着黄河三角洲人独特的气质风范……
乐安名士孙三杰
孙三杰(一年)，字景濂，号松石，山东乐安(今广饶)县李大庄人。自幼性情倜傥，志向远大。明天启五年()中进士，先后任陕西宝鸡、长安知县、兵科给事中等职，以清廉恤民、直言敢谏著名。尤其在大明危亡之秋，他冒死上疏，连续五次弹劾首辅周延儒误国，铁骨铮铮，令人钦敬。
孙三杰成进士后，很快被调往陕西宝鸡任知县。上任之初，了解到这里一直有“不岁田”（即不毛之地却按期交纳赋税）的弊政，且每年数额多达五千金之多。孙三杰不循旧规，毅然革除“不岁田”的岁贡赋税，解除了当地民户的这一额外负担。
当时流寇四处劫掠烧杀，由陕西至四川的栈道为之阻断。以书生而入仕途的孙三杰，尽管不熟悉军队战事，但为时势所迫，他还是组织少壮子弟习武练功，编制成一支自卫武装，严战守备，抵御流寇，使其气焰收敛。有一伙号称王老虎的流寇，时常摧残劫掠百姓。为消除这一祸害，他不顾个人安危，匹马单骑入匪巢，向匪首陈说利害，劝其改邪归正。在他的感召下，这股流寇自行解散。
孙三杰因治理宝鸡政绩斐然，又调任事务繁重的长安县，兼署咸宁县令。慑于他的名声，一批颇有身份、但实属流氓头子的“大猾”望风而逃。有人也曾以赠砚为名，内藏重金向孙三杰行贿。孙三杰已知其中蹊跷，不拆包裹，提笔注九字于其上：“砚虽佳，贪墨，吾不取也！”并立还其人。经过一段治理，“大猾”潜影匿迹，社会风气大为好转，县民得以安居乐业。他在长安、咸宁两县建书院，兴文重教，培养人才，作出了许多惠民政绩，后来考绩列为优等，擢升为都察院兵科给事中。
孙三杰入仕期间，是明末最为动乱的时期，尤其进入崇祯时代，外有强敌、内有祸乱，天灾流行、民不聊生。崇祯皇帝刚愎自用，不辨贤奸，而朝中内外文武不和，重臣争名夺利，互相攻讦，致使朝政更加腐败不堪。孙三杰忧国忧民，对朝廷重臣的内讧深恶痛绝，写出了《论内外文武不和疏》。这封奏疏恳切率直，有“臣子当多事之际，幸有能为国家公忠干济者，即虚心听之，拭目望之矣，何必功自己出，名自己成”等语，还列举了蓟辽总督曹文衡与总监邓希诏相互攻讦、不暇御敌的情况，以及文武大臣因内讧而造成边关告急的教训。他大声疾呼“天下事非一家私事，就消融者速自消融，无存芥蒂以滋祸胎。应申饬者即与申饬，勿滋葛藤以成掣肘”。
明王朝大厦将倾，而朝廷内阁首辅竟推波助澜。与严嵩乐安名士孙三杰齐名的奸臣周延儒，被崇祯皇帝敕封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。此人庸懦贪鄙，治国无方而党争有术，为巩固其地位，蓄心培植私人羽翼。登州参军孔有德叛明降清，失陷登州。而登莱巡抚孙元化被俘，清军将他放还后，他即下令各郡县不准抵抗，致使敌焰日炽。这样的误国奸贼理应严惩，但周延儒反而千方百计地予以庇护。孙三杰对此痛心疾首，大义凛然地写出《纠辅臣误国疏》。奏疏历数周延儒抚叛款敌、结党营私等各项大罪，坦然写道：“然其酿祸之根，通同欺擅庇奸误国则首辅周延儒也”，紧接着笔锋一转，毫不掩饰地责问崇祯：“屈指天下两直十三省以及九边，皆太祖栉风沐雨之天下。皇上试观今日盗贼蜂起，尚有几处安土？”接下来他几乎是在恳求崇祯：“皇上诚自为社稷封疆计，用臣之言，立除误国大蠹，严饬内外在事诸臣，从此洗涤肠胃，打起精神，息盗安民，灭敌除叛，金瓯万年永固。”
孙三杰披肝沥胆写成的奏疏，被崇祯视作“挟私诬捏”，把他降补上林院监蕃署丞，紧接着又补太仆寺丞。当时有论者曾言：“若早从孙给事之言，明之天下当不至是也！”孙三杰不顾生死，一疏再疏乃至《五纠奸辅疏》，他怀着“文死谏”的悲愤，不顾崇祯再三批驳，在《纠辅臣误国疏》之后的四篇奏疏中，一律用“原任兵科给事中，今降一级调用臣孙三杰谨奏”做开篇之语，好像有意触怒崇祯，可见其至死方休的决绝之情。
周延儒一再得宠，奏疏终不见用，孙三杰回天无力，于是乞病回归故里。顺治十年（），孙三杰病逝故里，享年仅五十六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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